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精神（从传统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贡献与努力）

传教士势：从传统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贡献与努力评《会通中西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

刘文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自古以来，中西之间一直有联系，但真正意义上的思想交流始于明末会士的来华。那时，对于正处于近代早期的西方文明而言，遥远的中国象征着理想的未来。伏尔泰就曾根据会士的信札赞美中国的文官体系，批判当时法国的封建制度。历史的天平在19世纪发生了逆转，完成了近代化转型的西方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的思想和学术也随之涌入。

“西学东渐”是中国近代史的一大主题，自20世纪上半叶以来已被众多学者深入研究。关于这一主题的论述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方认为中国是西方文明的被动接受者，在危机时刻选择学习和接受西方新知，被外部环境逼迫完成现代化转型。另一方则强调中国文明的主体性，认为在接触西方文明之前，中国已有近代思想学术的萌芽。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章清的新著《会通中西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试图在这两种观点之间寻求平衡。他强调用“历史的维度”回到中西文明交流的现场，将“中”和“西”都看作在历史长河中的主体，避免用现代刻板印象评判历史。在这历史的维度下，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不再是单向的“西学东渐”，而是知识传播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的主动参与和选择“援西入中”。

章清的研究不仅关注思想学说的变化，更注重知识媒介的革新，强调西学传播的物质因素和技术背景。他突破了“中”“西”之间的界限，以“分科之学的确立”来理解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

从明末的会士到19世纪中后期的新教传教士，再到中国士人接引西学的各种手段思路，章清追溯了“会通中西”的源头。在两大文明的初次相遇中，会士为了将传入中国，有意识地用儒家观念接引西学。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教”与“学”分离，“体”与“用”割裂，为晚清西学的再次传入中国打下了基础。

到了19世纪中后期，中西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教传教士沿用了前辈的策略，将西学定义为“格致之学”，并强调其带来国家富强的价值。章清敏锐地指出，传教士在援引中国思想资源时，不得不将西方知识分为学、政、教三个方面，这为后来的“中体西用”观念提供了落脚点。这一观念使得中国人在克服中西差异时，能够更方便地学习“西学”和“西政”。

章清在考察晚清知识界的历史过程中，不仅关注传播者的策略，更着眼于接受者的努力。他聚焦于那些试图在保守和西化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展示了中国士人如何在旧的知识体系中接纳西学新知，如何在旧体系与新知识相互融合的过程中逐步修改旧有的类别、创设新的科目。在这些亦中亦西的知识产品中，逐渐衍生出了中国人理解近代分科之学的知识谱系。

正如章清所强调的，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因素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日本“转手”的西方知识，即所谓的“东学”，使知识的覆盖面更广，超出了最初由在华传教士所定义的“格致之学”的范围，“西学”在中国人的眼中转变为了“新学”。

这本书不仅是对历史的研究，更是对知识分子努力的一种赞扬。从传教士的传教士势，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主动参与和选择，再到日本因素的融入，展示了知识转型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理解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窗口，让我们更加珍视知识分子的贡献与努力。在国族危机的冲击下，正在经历变革的中国人，更易接受一种融合了新旧元素的“新学”。

《读书人的合力》这一著作，深入了章清专著《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所强调的主题：报纸、刊物等新型媒介如何成为思想表达和传播的“场域”，并在近代中国思想演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该书的前三章从历史的角度剖析了“援西入中”的思想变迁，后三章则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详细考察了这一过程背后的文本载体、社会环境和日常实践。

晚清时期，大量的新型出版物涌现，其中杂糅了中西知识体系的文本，如“西学汇编”和“经世文编”，常常因内容的复杂性、浅显性甚至谬误而受到忽视或贬低。在章清的解读中，这些文本根据中国人的接受偏好对西学知识体系进行了筛选和重新分类，成为了“会通中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桥梁。比如某些编者在“经世文编”中将“算学”归于“文学”之下，尝试用传统的分类体系去接纳新知。这些文本在晚清数十年的发展中，不断创新，逐渐演化出了近代的分科知识体系。

从阅读者的角度看，接引“西学”也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在清末，科举制度的改革和最终废除，使得士子为了应对近代的挑战，大量阅读西学书籍。章清以当时的科举参考书《中外策问大观》为例，指出这类资料的编排已经按照专业领域分类，反映了当时上层官员和士子对于国家与世界事务的看法。

章清还利用日记资料，考察了晚清士人的日常阅读。在日常的“私人”阅读中，士人并不常直接接触西学读物，而是通过报章、课艺、书目摘要等方式间接了解。他们常常利用熟悉的本土资源来解读新知，比如用传统的“春秋三世说”来理解“万国公法”。这表明历史经验与近代知识之间的对话和较量，既维持了士子内心的平衡，也引发了他们对历史传统的反思和重新认识。

掩卷沉思，此书的主题“会通中西”，不仅仅是历史的叙述，更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洞见。面对不同的文化，我们该如何选择？是全盘接受还是完全拒绝？显然，都不是明智之举。主动以本土知识去接纳新知，借助异域文化来反思自身文化，进而自我更新和超越，才是文明交流碰撞的主旋律。

儒家传统中的“天下”观念是古代中国人的理想追求。但在近代，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国人开始放弃这种“过时”的观念，以国族的存续为根本目标。国族认同与“学”逐渐脱钩。正如章清在书中展示的，近代中国知识体系的建立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经历了许多曲折和分歧，但其主旨始终明晰：即中外知识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会通中西”。严格来说，形塑中国“现代性”的并非纯粹的“西学”，而是这种融合了中西元素的“新学”。当表现为“分科之学”的近代知识体系建立起来后，再讨论“中”“西”之别，已失去实际意义。

《光明日报》（2019年07月20日12版）还曾过当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选择以及知识分子的百年史。对于每一个追求知识和真理的人来说，这都是值得深思的话题。